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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芯片的市场规模还是很大的,一辆传统的家用型燃油汽车,大概需要用到500到600枚的芯片,豪华燃油汽车能用到800枚,普通新能源车会用到1000枚以上,而高端系能源车,比如带有智能驾驶功能的,则需要用到1500枚以上的芯片。

单就数量而言,车用芯片的需求量仅次于家用电器。

但是车用芯片的利润并不大,属于薄利多销型。因为汽车的体积比较大,所以对于车用芯片的大小没有要求。

汽车跟手机还是不一样的,手机等电子产品,为了追求更薄更轻,使用的都是体积更小,运算速度更快的芯片,一款手机能轻几十克,薄一毫米都能算是卖点。

汽车使用的芯片,一枚的运转速度不够用,那就用两枚,两枚不够用四妹,反正一辆汽车两吨重,多用几斤的芯片无所谓,芯片的体积大一些也有地方安装。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车用芯片所使用的,大部分都是低阶芯片,只有一些智能化的系统,比如自动驾驶,AI服务等,会用到高端的芯片。

低阶芯片技术门槛低,制造容易,在芯片供应体系中属于量大也管饱的范畴,利润自然也就偏低。而且车用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成,后来者想要进入这个领域是比较困难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2018年台积电开始量产7nm的芯片,而此前的10nm、14nm、22nm、乃至90nm的生产线依旧会继续运行,其中的低端生产线,就会转为生产车用芯片。

台积电在这些低端生产线上,已经累计了很多年的技术和经验,可以控制成本,产品也拥有比较好的性能和良率,拿到市场上去自然会更有竞争力。

其他的老牌芯片企业也是如此,他们虽然完成了技术升级,可以生产更先进的芯片,但是在旧技术,他们仍然是成熟的。

而新进入这个领域的企业,在技术、经验、管理、成本控制都不如老牌企业,做出来的产品竞争力不足,再加上又是新品牌,市场不认可,存活下来的难度就会高很多。

这也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一个特点,一步步从低端升级上去的制造业,要比半路出家引进来的更具有优势。

就像是玩游戏,玩家甲是自己从头练号,刷副本凑出一身好装备,慢慢的从青铜升到钻石,玩家乙是直接买个配备一身好装备的钻石号,你让两个人PK,大概率是玩家甲会获胜。

从市场角度看,车用芯片的确是造不如买,即便是花大价钱搞出了汽车芯片,也不一定能获得竞争优势,李卫东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但是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讲,实现车用芯片的自主化生产,却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先不说未来会有一波汽车芯片供应荒,导致全球汽车产量大减,单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就需要车用芯片的自主化供应链。

如果只是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的燃油汽车,有没有自主的车用芯片供应链,或许并不重要。

……

过去几年,国家一直在实施家电下乡的计划。在2010年,家电下乡政策刺激了家电产业3000亿的消费额,而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超过了4000亿。

这也让各大家电企业赚的盆满钵满,就比如海尔,在2010年的销售额便突破了500亿。其他诸如格力、海信、美的等企业,也都是大赚一笔。

小狗电器同样也是政策的受益者,虽然小狗电器不生产大家电,但是各种厨电的销售情况还是挺不错的,谁家还不得配台微波炉!

然而进入到2012年后,家电下乡的补贴力度开始减少,这对于家电企业而言,也是一个利空消息。

不过未来的几年,整个家电行业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出现了销售量大增的情况,这也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

那时候买房还是以刚需群体为主的,既然房子是买来自己住的,那肯定得配备各种家电,像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空调,每个房间都要安装一个,一套房要买好几台空调,销售量也就上去了,那几年格力的财报也是格外亮眼。

消费市场一直都是在增长的,所以对于家电行业而言,最大的隐患来自于成本。

在小狗集团,王久阳正拿着财务报表,向李卫东抱怨着不断上升的成本。

“最近这两年,我们的人力成本增加了许多,工资增长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社保和医保的支出。按照今年的社保基数,我们的工厂一年就要增加十几亿的成本。”王久阳开口说道。

李卫东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给工人交社保,是企业应尽的义务,以前只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执行也不严格,现在不过是依规执行而已。”

“我当然明白,但是社保基数一定会增长的,今年是十几亿,过个三五年可能就是几十亿,这对我们的负担太大了。特别是工厂那边,咱们的几大代工厂,一共雇佣了二十多万工人,全都交社保医保,真的是一笔很大的负担。”

王久阳接着说道:“更糟心的是,我们给工人交社保,增加了自己的负担,工人还有逆反情绪。因为这社保也是要从工人工资里扣一部分的,结果就是工人拿到的钱比原来少了,很多工人反而不愿意了。

有些工人干脆就说,我不要社保,你把交社保的钱直接发给我,那样的话工人到手的钱是多了,我们也能节省成本,但又违反了政策,实在是两难啊!”

“没有什么两难,国家政策法规必须执行!”李卫东接着道:“我们工厂里招聘的工人,基本都是从农村来的,农民没有享受过退休金,自然体会不到社保的好处,他们更看重眼前的利益。

而且社保得交够年限才能领取,很多农民工只是打短工的,流动性比较大,他们觉得交这几年的社保,不够年限以后根本就领不到,自然不想交了。

这些问题,可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需要国家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很难,我们这么多人口,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保体系,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我们企业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不过这个社保成本增加的问题,的确是需要尽快解决的。现如今我们的产品之所以具有价格优势,人力成本低是很大因素,要是人力成本上来了,我们会失去价格优势,竞争力也会减弱。”

李卫东说着,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中国虽然在九十年代就建立起了社保体系,但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国企正式职工和外企职员能享受到社保,很多民营企业是不给工人缴纳社保的。

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本来就靠着低人力成本抢订单,而且工人流动性又大,就更不会给工人缴纳社保。

直到2008年,人事部和劳动社会保障部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才开始严格落实社保缴纳政策。2010年又通过了《社会保险法》,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公民参加社保和享受社保的合法权益,中国的社保缴纳才逐渐的进入到正轨当中。

虽说是有了法律保障,依旧有很多私企和个体经营业者,不给员工缴纳社保,但总体上是社保是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在发展。

社保缴纳的规范化,自然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诸如耐克、阿迪达斯等外资企业,率先将订单转移到了越南、孟加拉国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生产工厂,也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社保的规范化,让小狗集团每年需要支付十几亿的资金,用于给职工缴纳社保医保,而且未来随着基数的增加,这个数字还会成倍的上升。

李卫东并不是黑心资本家,给工人缴纳社保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家电行业本来就比较内卷,竞争十分的激烈,中国家电企业基本都是靠着低价跟国际品牌竞争,缴纳社保所带来的成本提高,将会使企业降低竞争力,这也是李卫东最在意的事情。

国家的政策必须要执行,社保也要继续缴纳,李卫东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来降低成本。

稍加思索后,李卫东开口说道:“我有三个想法,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第一个办法就是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比如越南、柬埔寨和印尼,那里的人工成本会比国内低一些。”

王久阳马上开口答道:“我们也做过这方面的调研,东南亚国家的人力成本是比较低,但是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劳动力的纪律性和工作效率也不如咱们中国,而且也缺乏供应链,再加上投资风险的话,目前的成本并不比国内低。”

“是啊,东南亚是有发展潜力的,但现在还不值得去投资。”李卫东接着说道:“那我说说第二个办法,就是搞自动化生产,用机器代替人力。”

“这方面我们也做过调研,我还派人去欧洲,参观过西门子的机器人流水线,效率是挺高的,一条生产线能抵好几百个工人,但投入也很高,那一条生产线的价格可高的很,比直接用人要贵。”王久阳回答道。

“德国人工本来就贵,所以他们用机器人代替人力比较划算。我们跟德国的国情不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还没那么高,不能照搬德国的那一套。”李卫东长叹一口气,接着说道:

“德国人巴不得整套生产线都是用机器人,实现全自动化生产,而我们可以在局部的生产环节是用机器人,只替代一部分人力,这样的话可以降低人力成本,又可以避免过高的资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