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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华夏大地上能绵延传承两千余年,并且辐射影响周边十几个国家,自然有其精,妙之处。虽然其自汉代之后就屡遭篡改,到了蒙元一朝,更是被竖儒许衡等人糟蹋得面目全非。但无论是在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还是于朱重九那个时代的社会契合程度,依旧是当世无双!

换句话说,在一个能完整读写自己名姓就算识字,文盲率依旧高达九成以上的时代。能读得起书的,几乎全都不是普通人家。而谁家的孩子向着谁说话,当这些读书人掌握了权力,参与到一个政权的日常运作之时,就会自然而然地为所出身的阶层谋发声。

所以儒学无论最初诞生时是什么模样,在上千年的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就势必要替读书人和他们背后的家族,替整个士绅阶层张目。而士绅阶层的子弟在读书做学问时,也会本能地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理论体系。双方经历了千余年的相互选择,彼此适应,早就成为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当一个如此庞大复杂且根深蒂固的体系感觉到自己遭受了威胁的时候,其反扑急切程度和力度可想而知。

好在朱重九和他的淮安军一直占据着民族大义,早早打出了驱逐鞑虏的旗号。并且已经在历次战斗中,展示出了足够的实力。否则,当“平等宣言”发布之,所遭受的反扑力度,至少还要增加两倍。

好在蒙元朝廷的战争储备,在上次那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被脱脱、雪雪等人消耗一空,至今没恢复元气。否则,刚刚安生了一年的徐淮大地,肯定又要被再度卷入战火。

好在韩林儿和刘福通等人俱出身于明教,与儒家子弟水火不同炉。否则,恐怕汴梁方面会迅速发现并利用这一次难得的时机,尝试将淮扬再度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

好在朱重八的实力与朱重九相差悬殊,而前者又向来行事谨慎,不愿为任何人火中取粟,否则,一场惨烈异常的红巾军内战,就要在长江沿岸展开。

好在淮安军中绝大部分中高级将领都是曾经与朱重九并肩作战过的老兄弟,而淮扬大总管府最近一年半来,又通过长江讲武堂对底层军官进行了轮训,极大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否则,自家内部难免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好在,淮扬各地的顽固士绅,这几年已经被“消磨”得差不多了,而那些不太顽固者,则通过入股淮扬商号及其名下的各项产业,赚到了比以往多出数倍的钱财,对大总管府的态度已经从敌对转为拥护,否则,很难保证他们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

好在,脱脱当年一场大洪水,让两淮的百姓彻底看清楚了,蒙元朝廷对汉人的真正态度。否则,在儒生们的倾力蛊惑下,说不定有人真的会站在他们那一边。

好在,从三年前初下淮安,大总管府有一直通过学堂、科举考试和集贤馆,倾力招纳和培养跟自己志同道合的读书人。与此同时,大总管府的未来,也越来越对参与者有吸引力……

好在……

不知道多少幸运与巧合交叠在一起,才会得到一个最最幸运的结果。

这个幸运的概率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后世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个阶段的断代史时,都经常为某一个假设而汗流浃背。

假设朱重九不是依靠一把杀猪刀杀到了淮扬大宗管之位;

假设朱重九没有在先前那一系列事件中证明了他的目光确有过人之处;

假设刘子云、吴良谋、吴永淳、徐达等人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将领;

假设胡大海、伊万诺夫和阿斯兰、耿再成等人没有受过他的恩遇;

假设朱重九没有将每年底的商号分红,大多数都分给了手下人;

假设逯鲁曾、苏明哲、罗本等人是野心勃勃之辈;

假设蒙元那边当时主政的不是根基不稳的哈麻,而依旧是权倾朝野的脱脱……

以上任何一个假设如果成立,刚刚长出犄角和牙齿的淮扬大总管府,恐怕都要直接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然而,历史终究不能假设。

虽然,后来是史书上清楚地记录着,吴国公、淮扬大总管、杀猪屠户朱重九,在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间,和非常不恰当的地方,被刘伯温逼得无路可退,所以才做出了一个不谨慎的决定。

但是,正是这个不谨慎的决定,让淮扬系走上了与前辈起义者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最终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一卷辉煌。

不过,也有一些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通过大胆假设,非常直接地得出了,“当时朱重九公开宣布他的《平等宣言》时,完全是投机取巧”这一结论。这份宣言与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者所秉持的纲领,实际上并没太大差别。

陈胜吴广曾经提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小波李顺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甚至被朱重九黑心算计成傀儡的徐寿辉也提出过,“摧富益贫”;其他红巾诸侯,包括刘福通、彭莹玉、布王三、朱重八和张士诚,在各自的地盘上,不同的时间,也都宣布过极为类似的政令。因为明教的基本教义里头,就有“凡奉明尊者皆为兄弟姐妹,财互通、力互助、彼此平等”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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