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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看似是一考定终身,但实际上,远不单单是一场考试那么简单。想获得更高的录取率,想取得更高的名次,在考试之前一年,甚至数年,就必须开始行动起来。

陈恪和宋端平他们出川游历,拜谒高人名士,又何尝没有此中打算呢?如今他们已经是当今文坛盟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门生,自然不需要再费力气拜谒,只要专心读书便可以。

陈恪这次回川,一是给小妹定心、二是让自己收心,三是办理‘寄应开封府’的手续,四是搬家……

所谓‘寄应’,用后世的话说,便是……高考移民。宋代科举,分三级,解试、贡试和殿试,其中前一级是后一级的基础,所以理论上说,只有通过了在本路举行的解试,才有资格到汴京,去参加下一级的贡试。

比如,蜀中的举子,都要到成都参加发解试。但这就牵扯到‘解额’的问题……所谓‘解额’,就是录取人数……地方各州的解额是固定的,所以,大宋的贡试参加人数,总是固定的。

但大宋重视文教,为了鼓励百姓读书,真宗皇帝还亲自做过广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已经深入民心,因此读书人的数量连年激增,发解的名额却从不增加,这就导致了发解试时,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

一旦过去了,虽然不说是康庄大道,但四取一的贡试,足以让人幸福到流泪了。

虽然按规定,生员必须在本州本贯应试,但朝廷也有条件的允许在别处应试……比如在京的官员,原籍离京两千里,允许其子弟‘寄应开封府’;又如乡里遐远、久住京师者,许于国子监附学,在京城参加考试。

在京城考试有什么好处呢?想想后世就知道了。而宋代对京城的政策倾斜,甚至还要超过后世。比如在汴京城内,同时会举行三场发解考试……国子监发解试、开封府乡试、以及别头试。

三种考试针对不同人群……前者是为在国立大学念书的监生准备;二者是为开封府的土著市民准备;三者是为那些未经科举得官,又想参加科举者,以及权贵子弟准备。加在一起,其录取率要远高于地方。

除了减少发解考试难度,士人移民汴梁,还可获取京师无比优越的教育资源,所谓‘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此外省试的考官也居于京师,更利于士子考试信息的把握。

从以往经验看,通过京师发解考试而登进士的比例最少不低于四成、最高甚至能达到五成……这远远高于地方各州两成多的登第率,由此可见京师教育质量之高。

陈希亮是京官,眉州距离京城,有好几个两千里,因此陈恪兄弟可以办理京城户口,合法参加‘别头试’。宋端平本来是没那个能耐的,但他在昆仑关立了功,封了个从八品的承奉郎……虽然是散官虚职,根本就没地方上班,却不仅有俸禄拿,还有资格参加‘别头试’。

只是虽然可以在京城考试,却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判监引验,还得取得五名一同参加科举者的互保文书,才可以在京城报名。所以他们才不得不回川这一趟。

到了年底,该办的手续都办完了,宋端平便和陈恪商量着,什么时候好出发了。这时,便听苏洵道:“别急,等我们一起!”

两人登时就震惊了,心说你们家也有北京户口?这隐藏的也太深了吧?苏老泉心里不屑道:‘你以为我白跑京城这多趟?’说起来,前后苏洵落第四五次,虽然自身一无所获,却早把科举的所有门道给摸透了。

大中祥符七年,朝廷颁布旨意:‘对于卓然不群、惊才绝艳者,许召有出身京朝官充保,所保不过三人。’即是说,某些够资格的官员,可以保送三人入京考试,这也是合法的。

苏洵结好雷知州,就有请他保送的想法,但后来被陈恪搅黄了。不过不要紧,苏洵已经凭着几篇巨论,在蜀中声名鹊起,早搭上了更高的枝儿……益州知州兼两川安抚使张方平,如果得到他的推荐,两个儿子就不是去京城考试的问题了,更会名声大噪,一只脚踏进京城士林。

秋天的时候,三苏去成都,见到了张方平,面呈父子三人的作品,张方平看过之后,据说顿时对这爷仨惊为天人,认为他们必当名震天下,不仅把父子三人准备的礼物退回,还给他们封了两百两银子,作为出川应试的路费……

更重要的是,他写信给韩琦、欧阳修和梅尧臣,郑重推荐蜀中的‘王佐之才’……前一位韩相公,又回到京城,任枢密副使,而后两位是掌管大宋文教的高官。

当时苏洵还担心,他听说张方平与韩琦、欧阳修等人有矛盾,也不知会不会碰一鼻子灰。

张方平是大宋朝最顶尖的大臣,其经历便是一本书,自然明白苏洵的顾虑,便微笑道:“这几封信你可直接到他们府上投交,他们一定会对你以礼相待的。而看到你们的文章后,他们也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顿一下,他又道:“庆历年间他们搞新政,目的是使民富国强,我是赞同的,我只是不同意他们的一些做法,对于他们的人品,我还是佩服的,他们一个个都是好人,当然,我也是好人。”他说着便笑了起来,最后正色道:“我举荐你们,是向朝廷荐才,不存在私人感情。他们也必然如此……”

庆历年间的名臣的风度如此,确实是后世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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