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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餐厅出来,我直接坐上了接送食客的摆渡车。

我相当任性地不理睬身后追着我跑的陈丹,兀自甩开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比起上山和缓悠哉的路,下山的道要惊险许多,不仅坡路增加,还都是急转弯,路况也不大好,时不时就会遇到几块浮出地面的裸石。我又坐在最后一排,整段路下来,我的脑浆都快被摇得匀称了。

真是不知道这种高级餐厅,怎么会设计这样的送客路。难道是想帮食客催吐?我没好气地想。但想完,我发现,我心里的火气早就在这段颠簸的路程中消耗殆尽。我不再生气,只是有些心烦意乱。

摆渡车上同行的食客,接二连三地钻进各自的私人交通工具里。不一会儿,山脚处只留下我。

此时已经傍晚,我捶着腿,又揉了揉要散架的腰,一个人慢吞吞地走向公共巴士站。巴士站已经被茂盛的绿植包围了,像个深陷绿意的洞穴。如果不是身旁被擦得瓦亮的路牌,我大概也会以为它已然废弃。

我仰着脑袋,仔细研究路牌上的公交车。最终确认眼下唯一适合的,只有一班驶向军区医院的巴士。到那儿了之后,再换乘另一班就能回家。

弄清楚了路线,我举起终端,对着路牌拍下张照片,发送给莫亚蒂,详细地告诉他该怎么回家,看到了两条信息全都显示已读,我才继续拉黑他。

脚边三角形的蕨类植物蜷着叶子,屁股下钢制的椅子冰凉得直冲天灵盖,面前黑色的道路从我的左右两端无限地绵延,路面的夕阳细碎金黄,闪闪发亮。

等车的途中,仅剩的烦闷也缓慢地平和了。我一个人坐在寂静的山野里,叹了口气。

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我身边总会上演类似于争风吃醋的戏码。

明明都是很好、很优秀的人,可一旦相遇,便会互飚垃圾话。而其中的原因,貌似都是非常在意我。可如果在意我,难道不应该更尊重我的想法吗?

对于自己,我持之以恒地希望:我是有助于他人的。

基于此,我不喜欢因为我引起的争端,也不喜欢任何人因为我去伤害别的人。每当这种场景发生,我会尴尬得想立刻逃跑,又觉得我应当为此负责。所以我会尽量遏制逃跑的冲动,尝试绞尽脑汁地劝阻。

逃跑或者劝阻成功了尚且还好,可一旦失败——就像今天这样。挫败、无力便会立马填满我的心。

我一直克制的怀疑,也会随之崭露: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会更好?

紧随其后的,便是我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诘问。我究竟应不应该存在?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存在?我的存在真的是有意义的吗?

这些问题,我从十九岁思考到现在,有时我会给出坚定的回答,有时我飘忽不定,站在虚无的边缘,有时我积极乐观得仿佛心里住了个永远不悲伤的白痴,有时我的答案则消极沮丧得有自毁倾向。

巴士驶上一座漫长的跨海大桥,渐渐靠近市区。我坐在中间的位置,看着窗外从盎然的绿色变换成波光粼粼的海面。

这个时候,我又想和莫亚蒂聊天了。

虽然他刚刚才惹我生气,但能聊这些话的人,似乎只剩下莫亚蒂了。裴可之不在了,白瑞德早就不愿再纠结这些问题。如此想来,还有点儿孤单。

可我才不要主动去找莫亚蒂。我刚刚才对他发火,哪能立马就像个没事人似的和他聊天。怎么着也得是他向我低头才对。

想不出个所以然,我干脆抛之脑后。恰好巴士到站了,我下车,矗在医院门口。眼前的巴士哼哧哼哧地驶过,取而代之的是挂着的‘住院部’三个红色大字的高楼。我盯着那三个字,忽然记起来,李教官前年便被请进了军医院,他应该就住这儿没错。

于是,我的脚拐了个弯,走向军区医院。

由前台护士的接引,我很快来到住院部大楼的中间层。中间层是打通的空中陆地,专门为一些有资历的军官建了带独立院落的小楼。

这应该是最近几年新建的,我还从没来过。这几年——应该说柏砚在位的这些年,军部的经费从来没断缺过,针对退役军人的关怀政策也一年比一年好。我埋着脑袋,跟着护士七弯八拐,最后进入一座院前种着枣树的平房。护士打开门,和李教官交谈几句,才请我进入。

李教官如今丧失了大部分生活能力,他的病床就安置在客厅。

我一进去,便和躺在床上的他四目相对。见到我,李教官很惊讶,“你怎么来了?”他撑开耷拉下的眼皮,望着我,眼里骤然亮了。

李教官比我前几年见到他时更衰弱了,他梗着脖子,发狠地用力许久,才勉强支起上半身。他的皮肉一层一层地松弛下来,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清晰地感知到他的生命正在衰老里融化。

在李教官面前,一身老人味的我,反倒成了年轻人。

“来看看您。”我说,看李教官的床从平放状态缓缓升起,“您要歇了?”

李教官缓慢地抹了抹脸,他扯出笑,“就是有点儿困。人老了都这样。”他边说边眯着眼睛打量我,左瞅瞅右瞅瞅,似乎确定我还不错,他又问,“你一切都还好吧?”

“我当然好啊,”我笑眯眯地点头,“我好得不行。”

见他还有些担忧,我伸出手,掰着指头数给他看,“您看看,我现在没孩子、没老公的,”我伸出食指、紧接着又是中指,“我还有钱、有房子,资产多得花不完。还有啥不好的。”我摊开手,对李教官说。

李教官斜着嘴也笑了起来。他的嘴角处留下一串口水,我顺手拿起软巾纸,帮他擦了擦。李教官却摆了摆手,不要我做。看上去对我的动作有些不好意思。

“开心吗?”李教官问我。

“开心啊,我啥时候不开心?”我乐呵呵地说,露出和年轻时一样的情态。

李教官也乐呵了,笑骂了我一句,“没心没肺的。”

“您吃晚饭了吗?”我注意到李教官床头柜上还剩大半的燕麦粥,“要不要我去给您喊点儿?”

李教官摇摇脑袋,“我不饿。不想吃。”

不想吃饭在我眼里可是个大问题。我“嘶——”地倒吸口气,连忙追问,“是不是医院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带您出去吃些?”

这次李教官没再摇头,他给出个与吃饭无关的回应,“前台的护士可不会放行。”

“没事儿,我把您抗出去,”我满不在乎地答道,“到时候您就直挺挺的,一动也别动,我盖块布到您身上。假装你是颗炮弹。我在执行军事搬运任务。”

李教官被我的话气地从床上坐起来,他又笑又生气,笑声夹杂着不停歇的咳嗽从他的胸腔内蹦出来,“你这个臭小子!”时隔许久,李教官终于发现了我当年瞒天过海的秘技,“你以前就是这么帮你的同学逃训练的是不是?”

我震惊,“您才知道啊?”

李教官指着我,手指颤抖,可惜喉咙里的痰含糊了他的笑声。“你啊!你啊——”他摇着头,叹了口气,“你真是的。”

我帮李教官倒了杯温水,等他慢慢饮下,我一手拿起果篮里的鸭梨,一手拿起陶瓷小刀,“我给您削个梨吧,怎么着也垫垫肚子。”我低垂着头,看着淡黄色的果皮一条条脱落,“您现在有啥想法还没实现吗?”我询问李教官。

李教官看向我,那双深凹在皮肉里的眼睛充满了隐晦的期许,“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能出院。我想回自个儿家里待着。”李教官低声和我说。

这咋不行?我刚想这么答,但转念想到了老年人监护制度。要不是裴可之那些遗产,过几年,我的身体行动不便了,我也会和李教官一样,强制性被军区医院接收。

“这儿不好?”我转而问道。

李教官叹气,他用手揩了揩脸,像是要把脸上的无奈揩掉,“这儿很好,”李教官嘟囔着说,这个时候他显出一股老年人的执拗来了,“我就是想回家,想回家……哪怕是回家再看看也好。”

大概这样的要求在年轻人听来,就是一个老糊涂的瞎折腾,但我到了这个年纪,反而能理解李教官的恳求了——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次之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难免会执着。哪怕理性知道不值得,也会执着。

“我还以为多大个事儿呢。”我嘴上应和着李教官,心里头回想了一圈现在针对荣耀退役人员的临终关怀政策,没成想还真被我找到一条合适的,“包在我身上,我待会儿办个手续,给您送回家。”

我抬起头,诧异地发现李教官听到我的话后,整个人都容光焕发起来。他的浑浊的眼睛变得清明,原先苍白的嘴唇都有了血色,脸颊上还浮现出淡淡的红晕。

我意外于李教官的激动,又马上补充了几句,免得他失落,“诶,您先别激动得太早,”我说,“有条件的。到时候有俩医护人员陪着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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