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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石川招供之后,李鸿章并没有第一时间对外声张,也没有及时向朝廷汇报实情。

可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美国驻华公使田复礼就给总理衙门去了封照会:

“尊敬的大清帝国,如贵国当真是抓到了日本奸细,请一定调查清楚后,再行发落,国际上有关类似的间谍案件,时常都会出现差错。

如果贵国办了冤假错案,那以后一定会追悔莫及。

即便,真的是抓到了日本人改装易服的间谍,贵国只需把他驱逐出境就行了,为了国际友好,根本不必深究。”

讲话很隐晦,目的很明确。

关于这个“太平洋警察”的事,说起来,也颇为滑稽。

自甲午战衅开始,清国和日本纷纷请美国作为居间调解人,保护各自在对方境内的侨民安全,可是,美国这个中间人,却做的不是很称职,他从没有把一碗水端平过,自一开始,就明显的偏袒日本。

重庆号事发后,美国驻天津领事曾致函质问李鸿章:

“敢问中堂大人,塘沽兵丁登上重庆号寻衅滋事,是否贵国的官兵,乐于行此事?

贵国政府现应立即赔偿日本领事夫人丢失的钱物,以挽回在国际上的声誉。”

没曾想到,李鸿章仅仅看了一眼,便直接把函件扔到一旁,让盛宣怀起书,一口回绝了美国领事:

“尊敬的领事大人,目前,重庆号事件正在调查之中,一旦查明,本国自会按照法律办理,如尚未结案,美国就要求我们赔偿日本领事的损失,恕我们不能同意。

况且,日本打沉了高升号,死了那么多押送军械的官兵,抢走了那么多的财物,也没见贵国站出来,讲过一句公道话。

既然高升号沉没发生在重庆号事件之前,那日本应该先赔偿了高升号的损失,再跟我们来谈重庆号的事。”

这美国领事也是个审时度势的专家,他一见这高升号事件,是牵扯了清日英三国,里面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所以,也就没再跟着往里掺和。

虽然对美国的干涉,李鸿章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但关于石川日谍一案,他却始终对朝廷遮遮掩掩。

当石川等人都落网了十余天,李鸿章却还没有向朝廷奏报这起间谍案,率先把此案揭发出来的,还是史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

八月中旬,余联沅向光绪奏称:

“天津拿有倭人奸细,供出拟用炸药轰击火药局,并供出京城内的奸细,亦不少。”

一天之后,军机处就致电李鸿章,询问此事真否?

一看这外界的传闻越来越邪乎,连用炸药轰击火药局的流言都了传出来,见势态越发不妙,李鸿章生怕官场上越说越离谱,他赶紧复电辟谣:

“臣确实是逮捕了一名叫石川的日本间谍,目前此案还在审理当中,如有实据,一定严办。”

这句话,疑点重重,什么叫还在审理,如有实据,这两句,不明显是在糊弄朝廷,欺瞒圣上吗?

位极人臣的他,在官场上号称八面玲珑,可对于此事,他却犯下了天下之大不韪,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几天后,礼部侍郎志锐的呈报奏折,一语便道破了天机。

原来啊,这刘棻的上司,天津军械局总办候补道员张士珩,竟然是李鸿章的亲外甥。

坊间有不少传言,张士珩和许多北洋大员都与石川一案有千丝万缕的瓜葛,朝中清流立马以此为柄,借此大加抨击李鸿章,甚至称他为通敌之秦桧,建议朝廷立即另简知兵之大臣,以统其师。

这样一闹,朝廷不得不重视起石川一案,光绪也亲自降旨,责成李鸿章彻查此事。

拖拖延延,又过了半月,李鸿章向军机处报告了石川伍一案的审理结果:

“据倭谍石川伍一供述,他改装多年,平日里都是乔装躲身在松昌洋行,领事走后,租界便不能再住,所以便托小役之王大富,代觅其亲戚刘姓家中暂住,现已将涉案书吏刘棻革职查办,小役王大富捉拿归案,严饬县衙再三审讯,均供,无传播军情等要事……”

但凡一对比主犯们的供词,就不难看出,李鸿章给朝廷的这份报告中,所叙案情与事实多有不符。

石川明明是在日本领事撤走之前,突然剃发改装,假扮成清国人的,怎么就成了“改装多年”呢?

石川也已招认曾向刘棻刺探过几次军情,但李鸿章却称“无传播军情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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