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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问题,朱载坖认为其实是和朝廷在武昌、徐州等地建设迟缓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内地和沿海现在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模式,大明的沿海,社会分工已经非常之细致了,在苏松、广州等府,规模上千人的工场现在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了,但是在内地,传统的男耕女织仍旧是主要的生产手段,这就使得内陆和沿海的经济差异越来越大,这点是朱载坖很清楚的,之前朱载坖的主要重点在大规模的发展经济,好快速的增加朝廷的赋税,解决大明朝廷的财政问题上。

现在朝廷的财政状况已经得到了缓解,对于朝廷来说,在财政问题的缓解之后,就必须要考虑到大明整体的经济发展了,这点是未来朝廷的主要问题,所以朱载坖对于皇太孙的奏报并没有立即予以处理,而是先交给了太子,太子在收到了奏报之后,自然是和内阁了解相应的情况。

朝廷在徐州、武昌等地兴建重工业基地,是为了保障大明朝廷的安全,这也是朝廷的大政之一,但是朝廷数以百万的国帑砸了下去,效果确实极差的,各个工场的推荐速度极慢,这点令太子也对于地方官府极为不满,要求内阁严敕地方官员,加快进度,否则朝廷必然问责。

在太子的压力之下,内阁自然是要亲自过问此事的了,首辅申时行以庭寄的形式严敕相关地方官府,要求他们务必严格推行朝廷的大政,同时也要求各部院也要监督此事,保证朝廷的各项政策能够落地,这点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而地方官府也在向朝廷陈述地方的难处,在文书往来的过程当中,朱载坖在西苑召见了两位辅臣,沈鲤和陈于陛,朱载坖对于沈鲤的奏疏还是很重视的,所以准备亲自召见他们商量此事,朱载坖将沈鲤的奏疏给陈于陛看,然后对于两位阁臣说道:“沈阁老的奏疏,朕已经看过了,朕以为所言甚是!”

对于沈鲤的奏疏,朱载坖是极为认可,现在大明各布政使使司之间的经济差距是越来越大了,对于朝廷来说,经济差距过大绝对不是好事,沈鲤就认为,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对于大明来说是极为危险的,因为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其他地方可能会产生尖锐的矛盾,这点是极为可怕的事情。

因为在南直、闽粤等处,现在工场主和商人阶层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了,他们主张积极开拓市场,获取更多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同时这些工场也需要大量的工人,而劳动力是不会凭空出现的,工商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自然就会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减少,这个情况已经在大明出现了。

苏松、闽粤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量的百姓都成为工人,而地主们要想留住佃户,就只能够降低地租,以求佃户不离开,这当然有助于缓解大明的土地兼并形势,因为通过大量持有土地然后在获取地租的形式在财富积累的速度上是远远不如工商业的,这就是使得地主和这些工商业主之间的矛盾加剧了。

这点在浙江、南直、闽粤等地自然是不明显的,因为这些地方的地主们在之前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经营工商业的,尤其是在朝廷开海之后,这些地方的地主们反而得以成功的供地主转型成为工商业主,他们从朝廷的各项政策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自然是不会说什么的。

但是对于其他地方的地主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于这些地方的地主们来说,这些地方本来就缺乏发展工商业的基础,在朝廷开海之后这些地主们并没有享受到朝廷开海给他们所带来的红利,反而因此利益受损,最主要的就是人口的流失,南直附近的很多州县,百姓都纷纷前往浙直等地,成为雇佣工人,而相应的河南等地的人口就减少了,这点对于这些地方的地主们来说是极大的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的。

以往人口多,土地少,佃户们为了租赁到土地,不得不答应地主们高昂的地租,而现在则是完全相反,由于人口减少,地主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土地能够租赁出去,从而有地租收益,不得不减少地租,对于这些地主们来说,自然是极大的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由于这些内陆地方物流成本高昂,技术缺乏,发展工商业的投资大,收益低,所以他们也不愿发展工商业,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因为朝廷所实施的一系列的政策而受到了损害,对此此事是极为怨恨的。

沈鲤和陈于陛都认为,这些事情朝廷必须要重视并且加以解决,如果不能及时尽早处理的话,长此以往,会在大明国内激起巨大的国内矛盾,对于朝廷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事情,对于这点,大明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处理。

朱载坖也认为沈鲤的奏疏是很有建设性的,朱载坖对于沈鲤说道:“祸患常积于忽微,此为政者不可不预为处置者也!”

朱载坖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这其实就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斗争,以掌握了大量土地为主的地主士绅集团和以工商业者作为主体的工商业主集团,他们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对于朝廷来说必须要尽早的处理此事,否则的话矛盾积攒下来,就很有可能造成内乱,这不是朱载坖希望看到的事情。

朱载坖对沈鲤说道:“阁老既能查知弊端,想必必有成算了吧?”

朱载坖很清楚,沈鲤的地方行政经验还是十分之丰富的,熟悉河南等内陆省份的情况,又长期在东南督师,对于两边的各种矛盾什么的,沈鲤还是十分之清楚的,而且沈鲤是比较务实的人,不空言,在朝廷之上一向的风评就极好,朱载坖对于沈鲤的观感也很好,至于陈于陛,那是朱载坖的亲信臣子,自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