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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时,郑文渊提交了新的“证据”:王大山的“原始病历”显示是胃炎,家属三年后才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

法官采纳了。

王大山案的赔偿诉求被驳回。

剩下的六个死者家属,看到这个结果,慌了。

郑文渊趁机提出“调解”:每人赔偿二十万,一次性了结,不再追究。

家属们犹豫。

郑文渊让化工厂老板派了几个“工人”去村里转悠,在死者家门口蹲着抽烟,什么也不说,就是盯着。

三天后,家属们签了调解协议。

六条人命,一百二十万。

化工厂继续生产。

郑文渊拿到了五十万代理费。

他用这笔钱付了学区房的首付。

三个月后,妻子生了个儿子。

搬进新家的那天晚上,郑文渊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灯火通明的街道,心里那点不安被夜风吹散了。

七条人命,换一套学区房,换儿子一个更好的起点。

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案子越接越大,从化工厂到建筑公司,从医疗事故到工伤纠纷。

手段也越来越精妙:不再只是利用诉讼时效,而是伪造证据、收买证人、利用程序拖延。他知道怎么让一个简单的案子拖上三五年,直到原告方耗尽积蓄,绝望放弃。

每赢一个案子,他账户里的数字就增加一截。

那些因为他的手段而得不到赔偿的受害者家属,那些因绝望而自杀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一个编号。

直到三年前,他开始长期为周振邦服务。

周振邦的御景园项目,从开工那天起就纠纷不断。郑文渊帮他处理了十七起伤亡事故,八起质量纠纷,全部“摆平”。

最严重的一次,是御景园二期工地塔吊倒塌,砸死了三个工人。

家属要求赔偿每人两百万。

郑文渊用了四个月时间,把赔偿额压到了每人三十万。

他的手段是:先派人跟踪家属,拍下他们“正常生活”的照片——去菜市场买菜,接送孩子上学,周末去公园。然后在法庭上出示这些照片,声称“家属并未表现出过度悲痛,说明死亡并未对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同时,他找到其中一个工人的前女友,给了她五万块,让她出庭作证说该工人“有抑郁症史,曾多次表达自杀倾向”。

最终,法官认定“工人可能存在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判决施工单位承担次要责任。

三条人命,九十万。

周振邦很满意,额外给了郑文渊一百万“奖金”。

郑文渊用这笔钱,给儿子报了美国藤校的暑期夏令营,六周时间,费用八万美元。

儿子回来时,英语流利了许多,说以后要去华尔街。

郑文渊觉得,一切都值。

现在,周振邦死了。

但御景园的案子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