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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年也这么说。”

“今年是真修。”

腊月二十七,拜早年,发银钱。

这是姜家几十年的老规矩:底下得力的掌柜、伙计、船工、矿工、茶工、佃户,赶在这几日来给东家拜个早年。除了工钱,年底还有一笔奖金,拿了钱回家过个丰足的年。

正月初五开工,初五之前不许再上门。

这一条也是姜鹤年定的。

“过年是过自己家的年。”他说,“都跑来给我磕头,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谁管?”

那天卯正,城南的院子门口就排上了队。天没亮透,霜厚,一群人在门口跺脚,呵出来的白气一片一片。有从船场来的,穿的是短打,肩上那块补丁磨得发亮;有从茶山来的,扁担没带,手上的裂口还在;有佃户,带着自家儿子来,孩子七八岁,缩在他爹身后往里看。

账房十几个人天不亮就到了,几十只木箱抬进院子,箱盖一掀,里头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铜钱,串好的,一贯一串。

姜鹤年坐在正中那把椅子上,穿一身新的酱色直裰,头上戴着幞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三房的人都到了,这也是规矩,让底下的人认认脸,别在外头认不清自家的小少爷。姜知安、姜知让、姜知平坐左手,钱惠娘、苏梧、何秀珠坐右手;小辈站在后头,姜磐、姜砚、姜砥、姜硕、姜昭,一溜排开。

姜蕙没有来,钱惠娘说姑娘家不站这个场面。

唱名开始。

“船场,李三顺——”

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从队里出来,走到院子中央,扑通就跪下了。

“给老太爷拜年!祝老太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起来起来。”姜鹤年抬手,“老李,今年怎么样。”

“今年好!”李三顺站起来,两只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今年出了十一条船,我这一年没歇过三天!”

账房那边报数:“十二贯。”

底下“嚯”了一声。

李三顺捧着那一摞钱,脸涨得通红,退回去的时候还在冲上首鞠躬。

后头一个瘦的接上来,报的是八贯,他捧着钱回去,队伍里有人拍他的背,也有人不出声。

奖金是当众报的,谁多谁少,一院子人都听得见。

排到第三十几个的时候,来的是船场的老掌柜,姓周,六十一了,在姜家做了四十年。他没跪,姜鹤年也没让他跪,站起来跟他对着拱了拱手。

“老周。”

“老太爷。”

“今年那两条漕船,验的时候我不在,你费心了,是验了两回吧?”

“验过三回。”周掌柜说,“头一回底板有一处不合,我叫拆了重来。”

“拆了多少工?”

“十七个工。”

姜鹤年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账房报的数是这一日最高的一笔。

再往后是茶山上来的,一个佃户带着儿子。轮到他的时候,那孩子的眼睛一直盯着地上那口箱子,盯得眼珠子都不转。

姜鹤年看见了,冲孩子招手,“过来。”

孩子不敢动,他爹在后头推了一把,他才走了两步。

“今年几岁。”

“……八岁。”

“认得字么?”

孩子摇头。

姜鹤年从箱子里抓了一把钱,塞到他手里。

“回去让你爹送你去识两个字。”

那孩子攥着钱,回头看他爹。他爹的脸涨得通红,拉着他一连磕了三个头。

姜昭在后头看着,没有出声。

八岁,还认不得字,她今年五岁,已经念到《孟子》了。

她心里清楚这中间隔着什么,不是脑子,是三十贯一亩的地、是一年三到六贯的束脩。一个八岁的孩子在茶山上能顶半个大人使,这钱不是出不了,是不舍得。

轮到姜砚的时候,队伍里认得他的人不少,船场的这边的讨论声最多。

“砚小爷今年在场上跑了几趟。”一个船工说,“六月里最热那几天,我们在坞里刨底板,砚小爷在旁边站了一晌午,晒得脱了一层皮。”

“他站着做什么?”姜鹤年听到了问。

“看我们刨啊!”

姜鹤年转过头,姜砚站在那儿,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还是和爷爷解释道。

“我不看,我不知道一天能刨多少。”他说,“不知道能刨多少,工期就是他们报什么我记什么?”

老爷子看了这个长孙一会儿,把头转回去了。他没当场夸,只是那天散场以后,他跟大房说了一句:砚哥儿今年的红封,照你们几个大的数给。

姜昭站在后头看了半个时辰,她算是看明白了,爷爷这不是发钱,这是当着五百个人的面,把一年的账念一遍。谁做了多少,谁偷了懒,报出来的那个数就是评语。眼红的人不会不眼红,可眼红了,明年才卖力。

她也发现了另一件趣事。

底下人念的吉利话,一句比一句花。有说“东家的船一年比一年多”的,有说“老太爷再活一百岁”的,有个茶山上的老汉,说到一半忘了词,站在那儿憋了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我明年还来”。

姜鹤年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好,你明年还来。”

轮到伙计们给小辈们说吉利话的时候,出了岔子。一个船场的年轻伙计,看见姜砥,脱口而出:“二公子长得越发标致了,这模样往街上一站,不知道要迷倒多少——”

后半句他自己咽回去了,底下笑成一片。

姜砥的耳朵红了,但腰板挺得笔直。他一挺胸,就想起自己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苏梧管着他的钱,他今年的零花从八月起就见了底,腊月里更是被搜干净了。他左右看了看,往后退了半步,用胳膊肘捅了捅旁边那个最矮的。

“昭儿。”

“嗯。”

“借我点钱。”

“做什么?”

“打赏。”姜砥压低声音,“他夸我。”

“他们也夸大哥了。”

“大哥有钱。”姜砥说,“我要是不打赏,人家回头说姜家二公子小气。”

姜昭想了想,从袖子里摸出一小串钱来,数了二十文给他。姜砥接过去,走过去,很有派头地拍了拍那个伙计的肩,把钱塞进他手里。

“好好干。”

伙计愣了一下,赶紧道谢。

姜砥回来,站定,又挺了挺胸。姜砚在旁边看着,一言不发。

“大哥你看什么?”

“没什么。”

“你又笑什么?”

“我没笑。”

“你明明嘴角在动。”

姜砚绷着表情,把脸转开了。

那天散场是午后,几十只箱子都空了,院子里的脚印踩得乱七八糟,霜早化了,青砖上一层湿。

姜鹤年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没起来,姜昭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爷爷,今日来了多少人?”

“四百六十几个。”老爷子叹了口气说,“这还只是得力的,咱们家的船工、矿工、茶工,连着佃户,加起来五万口都不止。”

“五万?这么多!”

“五万。”姜鹤年伸手在她头上按了一下,“这五万人的饭,都从我们家的账上出。”

姜昭没有说话,她想起苏家账房里那一行划掉的字,姜家养活了五万人,背后又撑着多少个家庭?但就算是这样,商贾在这个时代还是没有话语权。

姜昭在想,这五万人,

在朝廷的那本册子上,又是什么?